非洲，沙漠、草原、森林……一块神秘的土地，散发着原始的泥土芬芳，也闪烁着钻石的夺目光芒。据统计，目前在非洲出国劳务从事经营活动、援助工作的中国公民总数约为100万。在中国人屡次陷入人身不安全的现实背景下，如何在非洲冒险中全身而退，是摆在每一名赴非出国劳务人员面前的首要问题。
记者采访了两名对非洲有着丰富实地经验的中国人——某大型通讯设备公司的员工小张，和东莞樟木头石新医院医生吴江南，听他们讲述他们眼中的非洲。
张涛（化名） 男31岁 企业员工讯企业员工
如果完全根据自愿原则，我相信公司上下没几个人会主动请缨去非洲出国劳务。但从公司的角度看，非洲是一块难得的商业热土。
2007年~2009年间，张涛在非洲工作了2年多，其间，从南到北，他去过非洲的多个国家，对非洲有较为全面的认识。
低门槛高物价
部分城市不比珠三角差
他所在的公司是中国企业“走出去”的典范，业务和员工遍布全球。若员工可以选择外派地，几乎所有人都会申请去发达的欧美，但非洲是公司国际化战略版图中最重要的一块拼图，不仅得有人去，还得派一大批人去。经过随机抽取，张涛被派去了非洲。他必须服从公司的安排，若拒不从命，今后有可能被“冷冻”。
从公司角度看，这种霸道的用人方式情有可原，欧美发达国家通讯业已十分成熟，技术门槛高，该公司难有大作为。不仅是这家公司，对所有中国的高新企业而言，非洲都是“走出去”的理想第一站，原因只有一个：门槛低。
到非洲后，张涛领略了真实的非洲，所见所闻跟他想象中的非洲反差极大。以前，他一直觉得非洲很热，其实非洲土地辽阔，远离赤道的北非和南非并不热。以前，他一直觉得非洲遍地黑人，其实白人在非洲占据重要的社会地位。以前，他一直觉得非洲很破，其实约翰内斯堡等大都市跟珠三角的城市相比并不差。
非洲普遍的高物价水平让他咋舌，食品的价格基本上都是中国内地的两三倍，安哥拉等穷国也是如此，因为它们的生活物资严重依赖进口。在一些非洲国家，当地人吃烤鱼等天然食物，中国人很难适应，张涛的公司给他们从国内聘了中餐厨师。
在非洲出国劳务的中国人很多，尤其是建筑工人，张涛跟他们一样，并未融入当地文化。他认为，两种文化差异太大，沟通起来不易：“非洲土著信奉‘今朝有酒今朝醉’，在他们看来，中国人擅长赚钱、存钱，但不会享受生活。由于在非洲的中国人以建筑工人为主，当地人甚至认为中国人‘素质不高’。”
爱带现金性格柔和
中国人成非洲歹徒首选
出国前，公司领导再三叮嘱张涛“安全第一”，在非洲出国打工的两年间，他几乎始终生活在“住所—办公室—客户公司”这“三点一线”的轨道上，很少深入民间。偶尔外出，看大街上的警察都持枪值勤，看得他胆战心惊。张涛的同事曾在闹市区被人抢过钱，大家都成了惊弓之鸟。
张涛总结了自己对非洲治安的总体认识：欧美人在非洲比较安全，不仅语言相通便于交流，更是因为他们曾殖民过非洲，土著惧怕他们。黄种人是歹徒的“首选”。
在广袤复杂的非洲，不仅国与国之间的贫富差距大，那些资源型国家内部的贫富差距更加惊人。因为戒备森严，穷人要想抢当地的资源富豪，“门都没有”，所以都盯着外国人，“欺软怕硬”，歹徒视黄种人为软柿子。尤其是中国人，性格比较柔和，出门喜欢带较多现金，很容易成为目标。张涛出门时只带很少的现金，以防万一：“一旦遇上歹徒，直接把钱给他，花钱消灾。”
自带员工极少招聘
中国企业难融入当地
除了治安风险，在非洲出国打工的中国人最怕传染病，比如疟疾。疟疾可通过蚊子叮咬传播，传染性大，一旦染上必须尽快就医，否则可能致命。张涛不幸染上过疟疾，那一阵子，他持续发烧、浑身乏力，在医院治了一周多时间才康复。他有个朋友染上疟疾后没有及时重视，在尼日利亚英年早逝了。在非洲出国打工的中国人一般认为染上疟疾治愈后一年内不能生育——虽然这并无科学依据。为了远离疾病，在一些穷国工作的中国人只喝纯净水，纯净水售价极高，1.5升卖1美元左右。
在销售一线工作，张涛对中国企业的“走出去”战略有清醒的认识，他认为，跟欧美企业相比，中国企业在非洲的表现还十分稚嫩，其中，文化融合是短期内难以迈过的门槛。
某种意义上，非洲是欧美大型石油公司的天下，这些石油巨头派驻非洲的人员基本都是中高级管理者，普通员工都在当地招募，本地化程度高。张涛认为，这既有利于降低公司的运营成本，也有利于公司的本地化融合。当地人多了，公司在当地自然就能确保安全。
反观在非洲开拓市场的中国企业，偏爱勤劳型员工，绝少招聘当地员工。“这是东西方文化的隔阂，中国公司短期内难以消除，就连‘脱亚入欧’、更早‘走出去’的日本目前在非洲也没能做到。”他说，“国际化不仅是到外国投资，还应包括文化上的融合。”
吴江南 男57岁
援非中医
“我不是英雄，但我至少是有信仰的人。”
57岁的吴江南原本是江西吉安市中医院针灸科的医生，2005年，他南下广东，调到东莞樟木头石新医院工作。对于北非国家突尼斯，吴江南有特殊的感情，1998年~2000年、2002年~2004年、2008年~2010年，他曾三次参加中国援助突尼斯医疗队，前后总共在非洲待了6年。在采访过程中，他讲到兴奋处，会不由自主地蹦出几句法语。
前后六年三次援非
作为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，吴江南的“国家观念”很强。他说，在江西中医学院上学时，曾参与援助非洲的老师喜欢跟同学们谈非洲见闻，引起了他的极大好感。1998年，卫生部向各省下发援非任务，43岁的吴江南报了名，经过层层选拔，他入选了第13批中国援突医疗队。“中国卫生系统援助非洲的模式跟汶川灾区灾后重建差不多，一对一，比如，湖北援助阿尔及利亚，上海援助摩洛哥。”他介绍说。
1998年去了一次，2002年又去了一次；2008年，吴江南已南下广东，江西省卫生厅找到他，希望他能填补第18批援突医疗队“老队员少”的缺陷。吴江南爽快地答应，樟木头石新医院也很支持他，他得以“跨省”第三次参与援非。
报名援非，竞争很激烈，吴江南说，主要的推动力来自精神层面。援非期间，医生们的月工资是在国内时的两倍，在撒哈拉沙漠等特别艰苦的地区，另有一些津贴。与付出相比，这点物质回报并不算多。
每次离国赴非前，医疗队员们都要宣誓，内容大体包括：忠于祖国、保守国家机密、服从领导、遵守外事纪律等等。
军事化管理不单独外出
每次赴非前，卫生厅都会组织队员们培训，教授法语，邀请专家讲解突尼斯、非洲乃至整个伊斯兰世界的时局。
纸上谈兵的培训尽管有用，但队员们要想真正了解当地民情，还得靠身临其境。临走前，吴江南一再告诫自己必须尊重当地的信仰和民俗，但刚到突尼斯时，他脑中仍只有模糊的概念，心里七上八下。医疗队到突尼斯的第一件事是去大使馆，大使给他们讲解了突尼斯的国情，并下达了具体的要求。
在此后的日子里，吴江南很快就跟病人们打成一片，加之老队员的经验传授，他逐渐了解到当地百姓有禁欲、开斋等传统，心里有了底。
医疗队采取军事化管理，以小分队为单元，吴江南所在的小分队共11人，包括一名翻译、一名司机、一名炊事员和八名医务人员。分队服从于医疗总队的领导，总队又服从于使馆的领导。
根据纪律，队员们不得单独外出，外出必须两人以上结伴；晚上11点前必须归队，不得在外住宿。从驻地到医院有一段距离，不得步行，每天都由司机开中巴统一接送他们上下班。
环境恶劣回国探亲难
医疗队有一名厨师，每周外出买一次菜，存在冰柜里，在食堂开伙，队员们统一就餐。住宿条件也不错，两人共住一个套间，设有厨房、卫生间、客厅；每人一间卧室，面积约10平方米。
1998年吴江南首次赴非时，只有会议室装有空调和电视机，队员们每天统一看《新闻联播》。盛夏时节最难熬，最热时地表温度高达50多摄氏度，只能开电风扇对着身体猛吹。
当时没网络，队员们跟家人沟通只能打电话、写信，吴江南统一外出时若拍到了好照片，就会寄回给家人。无聊时，就看书、看杂志，总队定期从国内给他们空运杂志过去，发到分队，队员们轮流看，每人看两三天。
2002年吴江南二赴非洲时，条件大为改观，总队给每个队员的房间都配了空调和电视，用“大锅盖”接收电视信号，能收到中央四台，后来又能收到中央九台。每个房间都装了网络，队员们得以通过网络视频天天跟家人“见面”。
此前，医疗队规定队员们在2年援助期内不得中途回国探亲，但从2000年开始，规定变得人性化，每个队员2年间都可探亲一次——或队员回国，或家人去突尼斯，包括往返在内，为期一个月。2008年三赴非洲时，吴江南中途回了一次国。
突尼斯是撒哈拉沙漠的北大门，沙漠无情，一旦风沙刮起，沙子打在脸上让人睁不开眼睛，疼痛难受。中途探亲，是在艰苦环境中工作的医疗队员们最好的镇痛剂。
警力充足治安良好
医疗队的援助，主要是人才援助，以当地医院为平台，除了中医特有的医疗工具，队员们无需带任何医疗设备。
在突尼斯的6年间，吴江南最得意的是让突尼斯人民进一步认识了神奇的中医。先后有多个妇女出现“暴盲”——突然之间什么都看不到了，当地医生无计可施，她们找到了吴江南，吴江南施以针灸疗法，不到半个疗程便使其痊愈，病人们连连称奇。他还教当地百姓刮痧，疗效立竿见影，他们直呼“不可思议”。
吴江南认为突尼斯治安很好，医疗队只失窃过一次：“大锅盖”的信号接收器被偷。突发事件也只有一次：某天，一名当地男子闯入，拿起菜刀恐吓医疗队员，幸亏厨师力大如牛，将其制服交由法办。当地警局事后认定，那名男子患有精神病，队员们无从确定是否属实。
让吴江南印象尤为深刻的是，突尼斯街头的便衣警察特别多，数量甚至多于穿制服的警察。他知道，这意味着队员们几乎时刻处于警察的保护中，也几乎时刻处于“监视”中。
“我不是英雄，但至少是有信仰的人。”吴江南这样评价自己的三次援非经历。
